為使命而生

發布者:系統管理員發布時間:2020-03-27瀏覽次數:11

——追記復旦大學教授鐘揚

鐘揚語錄

   ⦾不是傑出者才做夢,而是善夢者才傑出。

教師是我最在意的身份。

我有一個夢想,為祖國每一個民族都培養一個植物學博士。

任何生命都有結束的一天,但我毫不畏懼。因為我的學生,會將科學探索之路延續;而我們采集的種子,也許在幾百年後的某一天生根發芽,到那時,不知會完成多少人的夢想……

一天到晚采種子,眼前沒有任何經濟效益,一輩子也不一定能看到它的用途。但一百年後可能會對人類有用,如果一旦消失,就再也挽救不回來。現在許多植物都瀕臨滅絕了,人們還叫不出它們的名字,真的是很遺憾。

人這一輩子是為了一件大事而來!

復旦大學教授、植物學家鐘揚入藏工作數年後,對“世界屋脊”上矮小而頑強的生命更加敬佩。

一次,他克服重重困難,終於在海拔6100米的珠峰北坡,采到了喜馬拉雅山雪蓮的一個品種、世界上分布最高的高等植物——鼠麴雪兔子。

相較其他環境優越地區的種群,鼠麴雪兔子的生長明顯要差得多,但這些矮小的植株,竟能耐受幹旱、狂風、貧瘠的土壤以及45℃的晝夜溫差,在藍天白雲下悄然生長。

這一小簇不起眼卻鮮明的綠色,讓他心潮澎湃——

它之所以能成為世界上分布最高的植物,就是靠一群又一群不起眼的小草,向新的高地一代又一代地緩慢推進……當一個物種要拓展其疆域而必須迎接惡劣環境挑戰的時候,總需要一些先鋒者犧牲個體優勢,以換取整個群體乃至物種新的生存空間和發展機遇。先鋒者為成功者奠定了基礎,它們在生命的高度上應該是一致的。”

鐘揚,就是這樣一位先鋒者。

2001年開始,他頻繁地往返於上海、西藏和其它西部地區。他的身影,在藍天白雲間隱現,在懸崖峭壁間穿梭。

熟悉鐘揚的人說,他一年的奔波,能超過一般人10年甚至20年走過的路。

熟悉鐘揚的人更說,他定格在53歲的生命,幹了人家三輩子做的事。

科研、教學、管理、科普……他涉足的每一項工作,都作出了卓越業績。

由於多次患病和常年奔波造成的疲累,鐘揚的心跳每分鐘只有40多下,這已是人體生理的極限。

但在他靈魂中跳動的那顆赤子之心,沒有極限。

初 心

鐘揚的追求始終是人類、是國家,是科研、是意昂2。 ——中科院院士、復旦大學副校長金力

2000年的一天,著名生態學家陳家寬問鐘揚:“我受命在復旦大學重建生態學科,你想不想來?”

鐘揚很快答復:“來!”

這讓陳家寬既驚喜又意外。驚喜的是自己沒有看錯人,意外的是鐘揚答應得那麽爽快。為此,陳家寬還特意強調了一下:“你在武漢可是副局級幹部,你放得下?”

鐘揚回答:“我絕不後悔。”

彼時的鐘揚在學界已經小有名氣,同時還擔任中科院武漢植物所常務副所長,前途可謂一片光明。

然而,他心中一直有一個夢想,希望從科學家轉型為既搞科研又搞教學的大學教授。剛滿36歲的他,年富力強、意氣風發,一心想發揮最大的能量,做出更大的事業。

鐘揚來到復旦大學擔任生命科學學院常務副院長後,行政級別也就定了個正處,但他毫不在意,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。

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原黨委書記葉敬仲感慨:“在他心中只有科研和教學,根本沒有名利的位置。”

追求,對事業永恒的追求,這樣的信念,在鐘揚早期的人生中,便已成形。

上世紀80年代,張曉艷和鐘揚從各自大學畢業,同時分配進中科院武漢植物所。鐘揚畢業於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少年班無線電電子專業,負責建設和維護機房,在植物所,他的工作屬於輔助性質。

但是他沒有樂得享受清閑的時光。看到科班出身的張曉艷每天研究荷花,鐘揚冒出了想法:“能否把計算機知識應用到植物研究中?”

張曉艷給出建議:“你得學點生物學,你得了解數據背後的生物學意義,不然,你處理不好數據的權重關系,對這些數據也不會有感情。”

自稱在中科大花了1萬小時去學習無線電的鐘揚,聽到張曉艷的話,沒有猶豫,一頭紮進生物學的世界。

回憶起鐘揚當年的選擇,張曉艷說:“那時大學生很少,國家百廢待興,他看到了計算機和生物學結合的廣闊前景,覺得將來對國家有用處,便做了決定。”

覺得對國家有用處,就去做。這就是鐘揚的行事邏輯。

轉向生物學不久,因為了解到生物學中數量分類學的巨大意義,他萌生了把數量分類學介紹到國內的想法。

從收集資料到完全成稿,一年半的時間,鐘揚全身心投入到這項工作中。幾平方米的小屋裏,稿紙堆成了山,連下腳的地方都沒有。在爬格子的年代,修改文稿遠沒有現在方便。如果改動少,張曉艷就用剪刀剪一個方格,幫鐘揚貼在需要修改的地方,如果改動稍微多一點,便只能全部重新手抄。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,他不斷把國際上最新的研究方法介紹到中國。

當時我國正處在改革開放初期,國門一打開,他就趕緊把西方最重要的科學技術信息傳播進來。他是一個傳播者,他傳播的科學技術信息對我國植物學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。他一起步就走到時代的前列。”許多年後,陳家寬這樣評價。

後來,鐘揚和張曉艷喜結連理。上世紀90年代初,夫妻二人共赴美國做訪問學者,回國時,別人往往帶生活中稀缺的彩電、冰箱等家用電器,鐘揚卻買了計算機、復印機。

兩人一起去海關提貨時,海關的工作人員無論如何都不相信,怎麽可能有人用自己省吃儉用節省下來的錢給公家買設備?為此,鐘揚還來回奔波了好幾天。

1999年,兩人第二次出國,這次,鐘揚心裏想著的還是多給單位買設備。他拉著張曉艷一起送過報紙,張曉艷自己還去中餐館端過盤子。鐘揚還挺樂呵:“積少成多,說不定回去時又多買一臺打印機。”

到復旦工作後,鐘揚通過幾年紮實的文獻研究和野外考察,發現在國家種質庫中,西部地區的標本和種子少得可憐,特別是植物資源非常豐富的青藏高原,幾乎沒有植物樣本的收入。

鐘揚說:“現在許多植物都瀕臨滅絕,可人們還叫不出它的名字,真可惜。”

從此,他就踏上了采集植物標本和收集植物種質資源的道路。

身邊的同事都說鐘揚瘋了。他選擇的是一條既艱苦危險,又沒有足夠科研經費支持,更不可能發表高大上論文的科研道路。

面對眾人的不解,鐘揚把自己的“小九九”和盤托出——

這些種子可能幾十年甚至幾百年後才能發揮作用、造福人類。生物學就是這樣的學科,我們所做的可能就是一天到晚采種子,眼前沒有任何經濟效益,一輩子也不一定能看到光明。但是一旦我們的工作起作用了,那對整個人類來說,都是意義非凡的事。”

於是,16年間,他在雪域高原艱苦跋涉50多萬公裏,收集上千種植物的4000多萬顆種子。其中,大部分種子都是首次采集到的,多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珍稀植物,填補了世界種質資源庫沒有西藏種子的空白。

他和團隊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山峰收集到的香柏和杜鵑,被發現含有抗癌成分,已經通過美國藥學會認證。

有種植物名為擬南芥,實驗價值堪比果蠅和小白鼠。尋找特殊的擬南芥材料,是全球植物學界競爭的方向之一。鐘揚帶著團隊在雪域高原追蹤數年,最終尋獲全新的擬南芥生態型。鐘揚將其命名為“XZ生態型”,那既是團隊兩位年輕人姓的縮寫,更是西藏首字母組合。

為了收集西藏巨柏的種子,鐘揚和藏族博士生紮西次仁涉險行走在雅魯藏布江兩岸,花了整整3年時間,給每一棵巨柏樹進行登記,直到將僅存的3萬多棵巨柏都登記在冊。

鐘揚說:“這輩子,一個人留下的不在於多少論文、獎項,而在於做了多少實實在在的事。”

鐘揚的追求裏始終是人類、是國家,是科學、是意昂2。他的追求裏有無數的別人,唯獨沒有他自己。”復旦大學副校長、中國科學院院士金力說。

使 命

一名黨員,要敢於成為先鋒者,也要甘於成為奉獻者。”——鐘揚

鐘揚在雪域高原的故事,和“種子”緊密相連。

這“種子”,是植物的種子。

青藏高原是植物物種的巨大寶庫,由於惡劣的自然環境和高原反應,甚少有植物學家在那裏長期工作。

全球環境的破壞和人類的劇烈活動,令鐘揚很是擔憂。他擔心,在人類對生物多樣性深入了解並且加以利用之前,有的植物就已經永遠消失了。

懷著時不我待的迫切感,鐘揚在青藏高原的種子搜集之旅,幾乎到了“瘋狂”的地步。

按照嚴格的科學標準,他一年至少要收集600種植物種子,而且每一種的種子量要收集至少5000顆,同時,不同樣本種群所在地相隔的直線距離還不能少於50公裏。

野外工作苦,在西藏的野外工作,更苦。鐘揚血壓高,身材又胖,剛到西藏時高原反應厲害,但他為裝更多采樣,出門只帶兩個面包、一袋榨菜、一瓶礦泉水,幾乎次次如此。

       高速公路到了盡頭,他們就走“搓板路”,沒地住宿就睡在牦牛皮搭建的帳篷裏。每個人蓋著三床被子仍然凍得瑟瑟發抖。一次,鐘揚和一位博士生住進一家簡陋旅館,半夜想開窗透氣,沒想到卻一下把年久失修的窗戶推掉了。就這樣,他們在零下十幾度的房間捱到天亮。

有的種子,好摘,不好取。

西藏有一種光核桃。普通桃子的核(種子)都有褶皺,而這種桃子的核卻滑溜溜的。大家采集了8000顆光核桃,裝在兩個麻袋裏拉回西藏大學,卻對怎麽把核取出來犯了難。

鐘揚說:“我有辦法!”他把桃子擺在實驗室門口,所有路過的老師和學生,每個人必須嘗一嘗,把核啃出來。光核桃異常難吃,大家一邊吃一邊“呸呸”往外吐,就這樣,8000顆光核桃的種子被清理了出來。

有了這次經歷,鐘揚逢人便說,他最喜歡的是蒲公英種子,因為隨手抓一把蒲公英,就有大約200顆種子。大家一了解原委,無不哈哈大笑。

那個時候的鐘揚,沉浸在一門心思做事業的快樂中。他說過:“你說那個光核桃有啥作用呢?其實沒什麽用。但它或許有潛在意義,如果哪天它和水蜜桃雜交出了很好吃的新品種呢?在潛在意義兌現之前,我們必須把它搜集起來。”

這“種子”,更是西藏本土人才隊伍的“種子”。

來了西藏,鐘揚才知道,坐擁世界植物資源寶庫的西藏,本土的科研力量是多麽薄弱。

那時的西藏大學植物學專業,號稱“三個沒有”:專業沒有教授,老師沒有博士學位,申請課題沒有基礎。

這一事實深深刺痛了鐘揚。他暗下決心,一定要為西藏的意昂2事業做點實質性的工作。

他對自己的選擇,有一個浪漫的解讀:“中國最長的國道,是318國道。國道零公裏處是上海人民廣場,到西藏的終點,要綿延五千多公裏。西藏人說,沿著這條路,就可以走到上海。這就是上海和西藏的緣分,也是我作為一個上海援藏教授冥冥中的使命。”

面對西藏大學教師申報國家級項目沒經驗、不敢報、沒人報的情況,鐘揚不僅幫他們義務修改項目申請書,還提供申報補助。只要是藏大老師申報項目,無論是否成功,他都個人出資補助2000元,用於支付申報過程中產生的費用。

2002年,鐘揚幫助西藏大學教師瓊次仁申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,當時他常常一邊插著氧氣管,一邊連夜修改申請報告。後來,這個項目成為西藏大學拿到的首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,極大地增強了老師們的科研信心。

對西藏的學生們,鐘揚更是給予無微不至的關懷。

2012年,西藏大學招收了首屆理科碩士生,卻面臨學校辦學經驗不足和基礎課開得不全的雙重困境,鐘揚得知情況後,親自跑到武漢大學生命科學學院,落實了這批學生1+2的學習模式,讓他們第一年在武漢就讀,第二、第三年再回拉薩。

這還不算完。鐘揚的父母都在武漢居住,他又特意把這9名學生帶回父母家,請父母多加照顧。從此,每個周末,老母親都要把9名學生叫來,燉一大鍋香噴噴的紅燒肉,給學生們改善生活。鐘揚又自掏腰包,給他們每人發了1000塊錢的生活補助。

對意昂2援藏,鐘揚有著深深的思考。他認為,最重要的是要讓藏族的高端人才留在西藏。

為了培養好在藏大招收的碩士和博士研究生,鐘揚幾乎停招了他在復旦的研究生。他曾說:“少數民族地區培養人才尤其難,但培養好了,這些學生回到家鄉,就能成為靠得住、留得下、用得上的生力軍。”

在鐘揚帶領下,西藏大學實現了多項“零”的突破:2011年獲批生物學一級學科碩士點,為該校首個理科碩士點;創建“西藏生物多樣性與可持續利用”科研創新團隊,2012年成為西藏第一個生物學意昂2部創新團隊;2013年獲批生態學博士點,為該校首批三個博士點之一;2017年更是帶領西藏大學生態學入選“雙一流”建設學科。

十幾年間,鐘揚培養的學生已遍布西部各省份,藏族首位植物學博士紮西次仁已成為西藏種質資源庫主任,博士生拉瓊已成為西藏大學生命科學系第一位生態學博士生導師,哈薩克族首位植物學博士吾買爾夏提也回到新疆農業大學任教,成為民族地區急需的科研教學骨幹……

我是學生物的,生物講究群體效應。就拿高原生態學這個領域來說,再用10年,培養10名博士生,聚集起20個人,肯定能做出有世界影響的成果。”鐘揚說,“沒有持久的熱情和長期的投入是做不成事情的。”

2015年,鐘揚突發腦溢血,醒來後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口述了一封給黨組織的信。在信中,他談到自己多年在西藏的工作,他意識到在西藏建立高端人才隊伍的極端重要性,立誌將余生獻給西藏建設事業。

責 任

 “鐘揚是一個心裏裝滿了單位和國家的人。他頭腦裏經常想的是,我應該為這個單位,為這個國家做些什麽事?”——鐘揚妻子張曉艷

 “媽媽,聽說爸爸是勞模?勞模是什麽意思?”有一次,小兒子突然問張曉艷。

張曉艷說,勞模就是勞動模範,這個人要很厲害,要比常人付出很多,要犧牲很多自己的東西,你想爸爸是不是那樣?

小兒子聽了,沉默半響,說:“媽媽,那你不要當勞模啊。”

張曉艷一陣心酸。

這些年,鐘揚每年有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時間都在出差。2016年,鐘揚坐了157次飛機,其中38次是淩晨才抵達航站樓。

西藏大學理學院原黨委書記徐寶慧陪鐘揚回過一趟上海,深為鐘揚的工作節奏震驚。

飛機上,鐘揚就沒有停下過工作,只在飛機臨降落的半個小時,他才關上電腦休息一會兒。下了飛機,鐘揚又在出租車上打開電腦,處理文件。到了學校,他直奔教室,研究生們已經在等著他上課。課上完後,他又回到生命科學學院,討論學院的工作,其間,還熱情地領著徐寶慧參觀。

後來徐寶慧與鐘揚共事的機會越來越多,他發現,這樣的工作節奏,是鐘揚的常態。有一次他跟鐘揚到浙江大學出差,連續兩天,鐘揚都是工作到淩晨兩點,然後睡4個小時,起來沖個澡,又開始了新一天的忙碌。

有次,鐘揚因病住院,學生徐翌欽負責第一天的陪護。半夜3點,鐘揚的手機突然響了,徐翌欽拿起來一看,是鬧鐘。

徐翌欽還以為這是鐘揚為趕飛機而設的鬧鐘。第二天問了鐘揚才知道,鬧鐘是為了提醒他該睡覺了。

很多人都知道,發給鐘揚的郵件,24小時之內一定會得到回復。只不過,回復的時間常常是淩晨兩點。

負責復旦大學研究生院工作期間,他常常在辦公室工作到半夜。一開始,物業師傅不知道,還是到點下班,把大門用鐵鏈拴上。等到身高18、近100公斤的鐘揚下樓,便只能跨過鏈條,再吸肚子,一點點從狹窄的縫隙中擠出去。後來,因為整個樓裏面只有鐘揚才會經常很晚離開,研究生院單獨為鐘揚設置了門禁。

這是身為研究生院院長的鐘揚,唯一的“特權”。

後來,鐘揚頻繁往來於西藏和上海之間。按照一般的進藏規律,大家總以為,他每次進藏,總要在拉薩適應一兩天,再開展下一步的工作。

然而,鐘揚的節奏又一次次震驚著人們。

西藏大學理學院教授拉瓊曾是鐘揚的博士研究生。他印象最深的,是鐘揚的一份飛行計劃表。

因為工作需要兼顧上海和西藏,鐘揚專門整理了這份計劃表。比如,上海到成都最晚的航班是淩晨2時到達,在機場休息室瞇2個小時就到淩晨4時,正好成都飛拉薩的第一班飛機可以安檢了,早上7時起飛,930分到達,直接開始工作,一點不耽誤事兒。

這份表排好之後,鐘揚特別得意,經常跟人炫耀。然而他的每一次炫耀,都讓拉瓊心頭一痛,“哪有這麽逼自己的啊”!

與鐘揚多次共事的西藏大學理學院原院長白瑪多吉,回憶起鐘揚在西藏的工作節奏,心情沉痛。

白瑪多吉來自西藏那曲,那裏有一個鐘揚負責指導的觀測站。有一天,鐘揚從上海飛抵拉薩,又立刻趕上開往那曲的火車,在晚上9點抵達那曲。

十幾個小時,從海拔只有4米的上海一下子上到海拔4500米以上的那曲,白瑪多吉當時就激動難抑:“鐘老師,您再忙也不能這樣搞,您這樣是在玩命!”

可是又有什麽用呢?類似的話,誰沒有對鐘揚說過?每次鐘揚都是大手一揮:“不礙事,工作要緊!”

甚至,2015年他因腦溢血緊急入院後,幾乎所有人都認為經過這次大病,他會放慢工作的腳步。可是出院後,他不僅沒有放慢工作節奏,反而還加快了,西藏也是照去不誤。

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、研究生院、西藏大學、中國科學院、上海科技館……鐘揚的工作涉及多個單位和部門。很難有人一下子能說清他到底承擔了多少項工作,人們只知道,他如同陀螺一樣,沒日沒夜地連軸轉。

他為什麽要這麽拼?

他希望,為復旦,為西藏,為國家培養更多的人才——身為一名教師,這是他的理想。

他希望,在10年時間內,收集到占西藏植物比例40%的物種樣本——身為一名科學家,這是他的追求。

他希望,推動復旦大學研究生院不斷發展,在各方面都達到世界一流水平——身為一名管理者,這是他的責任。

大病之後,他說,他有一種緊迫感,希望老天再給他十年,讓他把未竟的事業完成。

 “鐘揚是一個心裏裝滿了單位和國家的人。他頭腦裏經常想的是,我應該為這個單位,為這個國家做些什麽事?”張曉艷含著熱淚追憶丈夫。

鐘揚去世後,張曉艷獨自在家整理舊照片,她發現,全家最近的一張全家福,竟然拍攝於12年前。

不是沒有全家一起拍照的機會,但每一次,鐘揚都因為工作臨時缺席。

這些日子,張曉艷徹夜難眠。有時到了淩晨兩三點,她會條件反射般想起,鐘揚該回家了吧?

她常幻想,他工作太忙了,是不是現在還在某個遙遠的地方忙碌著呢?

情 懷

 “他留下的每一粒種子,都會在未來生根發芽!”——鐘揚的學生

在浦東臨港的一塊試驗田裏,種著一片上海唯一的紅樹林。這是鐘揚“要送給未來上海的禮物”。

此前,紅樹林在中國最北也就長到溫州。當鐘揚提出這個想法的時候,幾乎沒人相信,緯度更高的上海可以成功種植。2005年,鐘揚第一次向上海科學技術委員會申報種植紅樹林的課題遭到失敗,他不服氣,又接連申報了兩次,才獲得通過。

紅樹林在上海的生長異常艱辛。第一年,種下去的紅樹紛紛死掉,只剩光禿禿的桿子,葉子全部掉光。

經過艱苦的篩選、摸索種植方法以及和吃樹苗的野兔的“鬥法”,如今,一些紅樹品種已繁衍至第二代、第三代,耐寒性大大提高。

更讓鐘揚驚喜的是,第一年“死去”的紅樹,竟然又“復活”了,它們的根仍在生長,仍在吸收著養分。

那天的鐘揚很高興,他對同伴說:“這是一個很好的寓意,人和樹都要堅持下去。”

2001年,復旦大學征集選派援藏幹部,鐘揚第一個報名。後來復旦大學對口支援地區改為甘肅,鐘揚就自己聯系西藏大學自費援藏,這一去就是16年。

 “光這一點,我就佩服他。”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工會主席楊亞軍說,“他不是為了鍍金,不是為了讓自己履歷表好看,他是真心實意去做事情。”

這是怎樣的一種“真心實意”!

上海科技館的分館——上海自然博物館建設期間,需要尋找一個能夠承擔全館圖文寫作的團隊,但因為學科跨度大、文字要求高,始終找不到合適的人選,先後聯系的幾家高校都因這個項目難度太大而婉拒。

鐘揚得知後,毫不猶豫地攬下。

自然博物館圖文文稿的內容涵蓋了天文、地質、生物、人文等學科,文字要求兼顧準確性、前沿性、可讀性,其創作過程漫長而痛苦,一天的時間通常只能討論十幾二十塊圖文的內容,而整個自然博物館有將近五百塊知識圖文。

不論多忙,鐘揚始終和工作人員坐在一起字斟句酌地討論每一段內容。在半年多的時間裏,每次聽說鐘揚從西藏回到上海,博物館都會立刻去預約時間,他也總是爽快地答應,哪怕只有半天的時間,也會趕過來和大家一起討論。

 “做科普沒有利,更沒有名。五百塊圖文,又不署名,觀眾誰知道是他做的呢?”博物館展覽設計部主任鮑其泂說。

但是鐘揚樂意,看到孩子們在博物館裏流連忘返,看著科學的種子就這樣悄悄埋下,他便感受到巨大的快樂。

高原反應有近二十種,每一次上高原,鐘揚都會有那麽一兩種。但無論是出野外,還是上課,作報告,他從來沒有耽誤過。

他對張曉艷說,他心裏有一個很大的夢想,而夢想都是需要付出心血,付出犧牲的。

       2017925日,鐘揚又是在淩晨起床,準備出發。

他原本是受邀講課,完全可以要求主辦方安排一輛車送他到機場。但他擔心麻煩別人,自己聯系了一輛網約車,趁夜悄悄離開。

淩晨5時左右,他乘坐的車輛與一輛鏟車相撞,鐘揚被甩出車外,因地處偏僻,直到天亮才被人發現、報警。

噩耗傳來,好友楊亞軍連聲哀嘆:“鐘揚啊鐘揚,你為什麽不讓當地學校送你,為什麽自己找了一輛廉價車,為什麽不等到天亮再出發!”

已經沒有如果,一顆純粹的心臟,已經停止跳動。

人們在西藏大學鐘揚的住處收拾遺物,翻出來一雙沾滿泥漿、開了口、鞋底花紋都快磨平的運動鞋。有學生當場痛哭失聲:“老師,您給我們買的都是最好的運動鞋,說我們常爬山,要穿好鞋……”

鐘揚八十多歲的父親幾近昏厥,悲痛之余,他向治喪小組提出唯一的要求:“我們只希望在悼詞裏寫上,鐘揚是優秀的中國共產黨黨員。”

 ……

經常有人問金力,你眼裏的鐘揚是什麽樣的?金力說,他就像一個戰士,沖鋒在最前線,他一心只想著前方的高地,忘記了喘息,也忘記了自己。

這樣一位忘記了自己的男人,把大半生融入植物的世界,也把自己活成植物的樣子。

千萬種植物中,鐘揚最喜歡的是裸子植物。因為只有在艱苦環境中生長起來的植物才有韌性,生長得慢卻剛直遒勁。他常說,自己最希望成為松柏,在艱苦中以挺拔的身姿矗立,純粹地生長。

在他離去後,他的故事不斷被人傳頌。至今,講起他的故事,念起他的人格,同事們、學生們依然會淚流滿面,淚水中,一句話被反復提起——

 “他留下的每一粒種子,都會在未來生根發芽!


(來源:中國意昂2報)

(文字編輯:唐小玉  網絡編輯:王愛弟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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